第二证券中国银行业的“乡下鼻祖”——从山西票号看清末民初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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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肆拾壹期

票号，是我国旧式金融机构的典型代表，因具备了近代银行汇兑、存款、放款的三大基本功能，被视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鼻祖”。票号初始以一纸汇票作为兑现的凭证而得名，通俗地讲就是用票据结算代替传统的现金结算。自 1823 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改业为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开始，山西票号陆续在全国设立总号、分号共有六百多家，甚至远达俄罗斯、日本和南洋各岛等地区，晋商也从“货通天下”发展到“汇通天下”。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山西票号几乎垄断了全国汇兑业务，成为当时中国金融业首屈一指的商业金融资本组织。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过山西票号：“山西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并影响了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

一、商号到票号，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

晋商的辉煌历史肇始于明朝的官盐生意，其商业活动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其主营业务包括：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绒货、颜料、煤炭、木材、烟草等，他们经营的物品“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曾被誉为“天下第一商帮”。明朝，山西商人在京津贸易区主要经营盐业、颜料、烟草、杂货、油行、绸缎、酱菜、酒业、纸张及铜铁冶制业等，到清中期，部分改为经营当铺、钱庄和票号。《军机处录副》中写道：“晋省……素善经营，从不肯将银钱闲贮在家”，他们或“将资本另行营运，或赴别省别图贸易”。为追逐利益，拥有雄厚资本的商业集团——晋商，他们的活动从流通领域伸向生产领域，进而进入金融领域，晋商也从货物商人走向货币商人。

道光三年（1823），在山西平遥众多的商号中，一家名为西裕成的颜料庄改业为第一家票号。那么清末社会为何需要票号这类金融机构？深谙生财之道的晋商为何忽然摇身一变成为货币商人，并将金融业逐渐变为其主业呢？

明清金融领域的革新与社会生产领域、商业领域的变化密切相关。金融，是商品经济发展、货币资金融通的产物，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催生了金融业的革新。明清时期，实力雄厚的地域性商人群体崛起，他们走南闯北，开展长途贩运，商业范围与规模大幅扩大，对金融业的需求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原先个体的、分散的、零星小额的资金需求，变化为大宗的、集中的资金需求。原来以小农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货币借贷为主的金融活动，逐渐向商人、手工业者对经营资本的融通转变。工商业店铺或行商通过信用贷货与信用贷款所形成的运营资本规模，往往达到原本的数倍以上。二是货币需求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货币保管、熔铸、押运服务需求的增加。由于商业的繁荣与发展，除以货易货之外，不足额的支付必然要用货币来补偿，这样导致了国内对白银的需求大增，同样由于贸易原因也导致了国外白银的流入。货币存量扩大后，相关金融服务也必然随之更新，于是出现了银号、钱号、票号等新型金融机构，专业地从事货币保管、存放、熔铸和汇兑等相关业务。

日升昌票号“汇通天下”牌匾

明朝时期山西商人主要从事的就是跨区贸易。清以后，山西商人活动区域空前扩大，甚至开展跨国贸易，有“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晋商遍及全国的贸易活动向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解决现金携带及账务清算的问题。而原本承担商号周转资金运现的镖局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晋商的长途押运的风险问题。在清朝货币流通量增大，埠际运现频繁的同时，国内不断发生动乱，运送现银时遭劫的现象时有发生，为各商所深忧。原先小范围内的兑换机构钱庄与存放款的账局，已无法满足商人们日益扩大的贸易需求。长途贩运和全国性的贸易发展呼吁专营埠际汇兑业务的金融信用机构的产生。

严慎修曾进行过统计，他在《晋商盛衰记》中写道：“清乾嘉年间，晋商在长江各埠设典当四五百家。”到清代时，全国所设当铺“江以北皆晋人”。在此过程中，晋商创造了很多金融信用工具来替代笨重的现银，为票号的产生发展准备条件。早在明朝时期，商号就常常执行部分金融职能，尤其是资本殷实的布铺、杂货店、绸缎店等在商业活动缺少资金的时候，承担了融资的功能。这些“似金融机构”与商业混同发展，相互促进，出现“商票相济”的现象，同时商号的发展及其运营模式也对后来票号产生影响。

西裕成颜料庄就是这样一家商号，其总店设在平遥县西街，随着业务的扩大，又在京津地区开设店铺销售颜料。当时京、晋贷款的调拨，常常是委托镖局运送现银，另外其所贩颜料中的铜绿，产地系今四川，买卖往来需要大量银子，运送由镖局承担，耗时耗力且不安全。往返贩货，运输现银诸多不便，于是创立汇兑之法，“当时晋中平、祁、介、太等县的商人，在北京开干果店和做其他生意的人不少……就有人和北京西玉（裕）成经理商议，从北京往老家捎的银钱，交到西玉（裕）成……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小部分汇费。西玉（裕）成的东伙，由此感到这种生意比其他生意油水大，如广为开展，获利必多。东伙共同商定另设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和存图放款业务”。当时的西裕成的经理雷履泰在经营同乡、亲友少量汇兑银两的过程中，借鉴“钱庄”（货币兑换机构）的经验，开展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经商难免有借贷，雷履泰就借鉴“印局”（传统借贷机构）的经验，适当地放一点“印子钱”，即有利息的借贷。在拥有了一定实践经验，同时设想日渐清晰时，西裕成的金融经营格局初步形成，1823年，雷履泰成功说服财东把西裕成更名为日升昌，主营业务由颜料转变为专营存款、放款、汇兑。就这样，载入中国金融商业史的票号诞生了。之后，蔚盛长、蔚丰厚、新泰厚、天成亨等绸缎布庄也纷纷改为票号。

二、执金融界之牛耳，助工商业之发展

票号的产生，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近代金融业的三大基本业务——存款、贷款、汇兑，中国金融机构已全部具备。山西票号最先把存、放、汇三大业务建立并完善起来，在全国各个地区的九十余个城镇设立分支机构，虽然只存在了一百年的历史，但影响深远，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金融发展史的内容。

中国票号创始人——雷履泰

山西票号被誉为近代银行的前身，直接为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第一，晋商的“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和精神直接为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同样是银行业发展的制度约束机制——信用的社会认可性问题。第二，山西票号直接为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借鉴意义，如密押制度、汇差贴现制度、认票不认人制度、汇兑和存贷款相结合的操作方法等。当时《大公报》上刊登一条内容：天津新茂盛银行开办之时就明确宣布“专做仕商汇款、存款、押款、借款，利息格外公道，其余一切往来具与票号相同”。可见，票号对近代银行业的借鉴作用。第三，金融的变革往往对经济发展起先导促进作用。

清末度支部依银行则例注册发给蔚泰厚的执照

19 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至90 年代末，山西票号大大繁荣起来。据统计，山西票号在国内遍布124 地，设总号、分号共647 家，甚至在日本、朝鲜、印度等地开设票号。山西票号在全国初步形成一个金融汇兑网，形成了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盛况。表10-1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升昌等六家票号分号设置统计表，这一时期山西票号着重对通商口岸市场的开拓，特别是向沿海、沿江口岸发展，其中北京（京师）、上海、汉口、重庆、三原是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城镇。

表 10-1　日升昌等六家票号分号设置统计表

票号的建立为沿海、沿江等清末民初重要港口城市的工商业发展提供金融信用支持，晋商票号的汇票能够发挥见票即付或即日付款的功能，这一制度为工商企业提供了方便。票号对民用工业的借款、汇兑和招募集股等服务活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机器工业的过渡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如山西矿权赎回之后，保晋矿务公司积极招收股本，发展山西矿业，在招股过程中，票号积极配合，踊跃认股。1908 年1 月16 日《大公报》的文章《保晋公司集股之踊跃》对此作了报道：昨闻山西某京官云：山西自立保晋公司现已渐次成立，股本已集三分之二，异常踊跃。计太谷认六万股，各票庄二十万股，孟县二千股，汾州府五千股，平遥二万股，平阳一万三千股，榆次八千股……

此外，票号在川汉、粤汉、津浦、芦汉等铁路建设中，均起到了投资经办与收存银股的作用。以川汉铁路为例，“自川汉铁路章程发布以来，其铁路资金多集于省城。现在存储于该处票号者，亦有百余万两。” 清末，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加剧，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也成倍增加，山西票号为适应新的贸易环境，积极开办新业务，开办新票号，一些票号的业务范围不仅限于全国的通都大邑，还积极奔赴香港与日本设立分支机构，开创了我国国际信用与货币结算的新纪元。学者李培思在《近百年中国之银行》中写道：“鸦片战争时，山西票号声势已弥漫全国，范围大者，分号遍各省，外国银行初来中国与我国商人交易，款项往来，均赖山西票庄代为汇划，故当时票庄主持国内汇兑，外国银行办理国外汇兑。外国银行之营业，颇赖山西票庄之臂助……”清代和民国时期，晋商在蒙汉贸易、中俄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开辟了出长城越蒙古到恰克图经西伯利亚至欧洲的国际贸易商路，票号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同时，在上海、广州等重要对外贸易口岸，票号与钱庄互相提供信用支持，在对外贸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估计，1910 年日升昌等22 家票号汇兑资金总额为82404.4 万两白银，与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相当。山西票号业，是中国由草根独立成长起来的金融业，在1904 年以前几乎处于无政府管理状态之下，也是中国本土唯一可以与西方抗衡的金融产业。在中国门户越加开放、西方银行业长驱直入的情况下，票号仍为国内外银行及国内钱庄鞭长莫及，这是晋商尤为高超之处。山西票号的“分号制”“东掌制”（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银股与身股的薪酬分配、密押制度、独特的号规、公积金制度等在当时都具有超前的意识，推动票号走向繁荣，进而使山西票号在战乱动荡的年代成为金融机构的典范。

三、极炫耀处，即衰落处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强，山西票号虽经甲午、庚子两次战争，亏而不倒，虽经变乱，却能保存，发展甚至进入极度繁荣时期。但极盛的状况转瞬即逝，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票号因存款者挤兑提取、放款无法收回，导致内部周转不灵，损失惨重，纷纷倒闭收歇。进入民国时代后票号业整体衰落，而且再没复兴过。

大凡商业，多因战乱侵扰而渐趋式微，唯山西票号以其特殊之由，于乱世中更显生机。19 世纪末，山西票号在战乱频繁的社会中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并且随着清政府控制能力的下降，介入了政府财政领域，实现了山西票号业的极盛。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实行捐纳（按虚实官衔定价，输银加封）筹措军费，其中大半归票商承办。

裕和德钱庄钱帖，此钱帖为钱庄取款凭证

表10-2 为当时部分票号经理人员捐输的情况，票号财东和经理人捐纳报效，因此被授予各级官衔。票号也成为当时清政府捐官制度的办事机构的组成部分。如平遥日升昌票号东家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故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7人及下一辈男子12 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亦均授封为“宜人”“夫人”。捐输规模为全国之冠的山西票号自然得到清廷的青睐与倚重。根据清朝档案记载，由于票号捐纳有功，咸丰六年（1856）正月，清帝对内阁指示，对一些捐纳突出的晋商着即赏给举人或赏戴花翎。

表 10-1　日升昌等六家票号分号设置统计表

庚子事变后，晋商凭借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长远的商业眼光，对西逃途中的慈禧予以大力资助，慈禧感激之余，也出于自身财政管理的现实需要，将大量官款都通过晋商票号存汇，如京饷、地方协饷、涉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河工经费等都由山西票号汇解。一时山西票号成为清政府财政管理活动的代理机构，山西票号得到空前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 年到1911 年，各票号承汇各省公款总计 1.41 亿两。此外，票号还曾为清政府筹措财政经费，由此可见，当时票号与清政府的“交情”成为其发展壮大的重要助力。

山西票号充当清政府捐纳军饷的办事机构，汇兑公款，为户部解缴税收，为清政府筹借、汇兑和抵还外债的举动，让票号在后期逐渐转变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一方面，票号依赖清政府保持其在中国金融业的垄断地位，但也将票号的命运和清政府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经济经营中表现出某种寄生性。19 世纪60 年代以后，票号与官吏勾结、攀结政府，钻进了财政体系之中，脱离了其产生的商品经济基础。随着清政府财政危机的加深，票号也就逐渐走向衰亡，所谓成也清朝，败也清朝，清廷瓦解后，票号不仅失去了政治依靠，此前贷给清廷的巨资亦无法收回，丧去了清偿能力。另一方面，因为利润均来自官家，票商将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史料记载，票号“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宦，出入衙门，借势借财，能益自丰，措置裕如”。同时后期“富可敌国”的晋商也一改“勤俭节约”的作风，票号财东的奢侈生活耗费了巨额财力，他们急于享受而不求再进，在经营管理、制度革新等方面也日益疏懒，加速了票号的败亡。

晋商博物馆馆藏光绪年间乔家大德兴汇票

当然，票号的衰亡也有外部因素，清末国家银行如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以及各省官府银号相继成立，各地民营银行和钱庄、银号、外国银行也排挤、分夺了票号部分生意。特别是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在华的外资银行利用其设备先进，办事效率高、汇兑费用低的优势，将原来靠票号汇兑的商家争夺到了自己的名下。《申报》在1896 年留意到一个现象，“西人在华设立银行，华人皆趋之若鹜，华人不信本地之钱庄，而信外国之银行者，以其本大而可靠，牵制多不易倒闭也”。即便利薄，但华人并不嫌弃，乐于存放。“宦途充裕者无不以银行为外府，于是银行之资本愈大，转运愈灵，各票庄无不仰其鼻息、而银行之利愈厚矣。”山西票号后期对竞争性环境反应的迟钝和不适应，使山西票号丧失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机会。

作为当时力推票号向银行转变的从业者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抒发心中的郁闷：“今者机会已失，商务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徒托诸空言……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李宏龄的奔走呼号并未得到响应，失去了向银行转型机会的票号也日渐陷入泥潭，逐渐被现代银行取代。